实现碳中和的意义 随着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危机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几近无处不在。由于全球变暖，我们正在经历热浪、洪水、干旱、森林火灾和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全球平均气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全球变暖水平保持在相比工业化前不超过1.5℃以下的可能性迅速降低，人类跨越不可逆转的翻转点的风险也在增加。
2020年9月，中国向世界宣布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不仅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策，也是基于科学论证的国家战略，既是从现实出发的行动目标，也是高瞻远瞩的长期发展战略。
为什么要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
碳中和，也就是净零排放，指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所必需的碳排放，通过森林碳汇和其他人工技术或工程手段加以捕集利用或封存，而使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净增量为零。
《巴黎协定》所规定的目标，是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立即明确国家自主贡献减缓气候变化，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碳中和，在20世纪末将全球地表温度相对于工业化前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以内。不仅如此，各缔约方还将为争取实现1.5℃的温控目标付出努力。
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增幅已经超过1℃，中国升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如果继续以目前的速率升温，全球温升幅度可能会在2030年至2052年达到1.5℃。
全球升温已经导致气候风险越来越高，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多数发达国家在实现碳排放达峰后，明确了碳中和的时间表。例如芬兰确认在2035年，瑞典、奥地利、冰岛等国家在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欧盟、英国、挪威、加拿大、日本等将碳中和的时间节点定在2050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也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温室气体排放有多种，但主要是二氧化碳，占73%。近年来，中国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节能，提高能效。通过推进碳市场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措施，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中国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尽早达峰迈向近零碳排放，这不仅是国际责任担当，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和保障。
怎么才能实现碳中和？
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和适应两方面的工作。碳中和瞄准的是减缓气候变化。如何才能实现碳中和?
看一看你我的生活：
坐车——普通汽车需要燃料、新能源车需要电;
吃饭——做饭要用煤炭、燃气，或者用电;
玩手机——不管插电还是充电宝，都离不开电……
除直接的化石燃料燃烧，我们的电大部分来自燃煤电厂，少部分来自风能、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而工业生产、建筑、交通等也是碳排放的集中来源。
可见，实现碳中和，需要经济社会全面转向绿色低碳。
专家指出，碳中和必须做好“加减法”——一手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一手增加碳汇、发展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等，实现排放量和吸收量的平衡。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说，减缓措施产生效果需要很长时间，但眼下气候变化的很多影响已经发生，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必不可少。她举例说，现在光热水等条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农业生产中的种植调整、品种选择等提出要求，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是对我国长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健增长，从而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二是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有助于克服能源进口依赖。三是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体现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碳减排是学界近年的热点问题。2018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讲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终挑战”。他利用动态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估算出美国一吨碳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是31美元(2010年价格)。
对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类研究分析，这也成为当前经济学、金融学最有挑战的问题之一。对达峰值的估测，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假设：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程度和未来十年年均GDP增速。目前测算达峰值有多种方法，各界对碳达峰时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峰值做了预测，有机构预测是108亿吨，也有预测最高会达到120亿吨。但总体而言，还缺乏较为清晰的核算方式和结果。
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而且任务重。从时间上看，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从任务上看，人们容易将其简单理解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但其实它涉及领域极广、影响面极深。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需要做出的变革更为剧烈，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管理问题。需要从经济学理论层面明确碳中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权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解决技术路线选择问题以及减少污染物和减排的优先顺序问题，等等;此外，还需要构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指标——最终均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因为不同的技术路径对应着不同的投融资总额、投融资结构、产业和区域影响。
其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涉及目标和任务分解，也关乎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即使构建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和日程表，也需要根据大量微观指标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研究采用何种工具能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研究如何通过碳交易市场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研究如何建立碳价格形成机制、如何构建相应的财税制度，等等。
再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业和个人纳入碳中和的过程。比如，如何激发微观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种机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以促进碳减排。
最后，实现碳中和既需要有为政府，也需要有效市场，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二者关系的研究。相比于产权清晰的商品市场，在碳排放领域研究这一问题将更为复杂。
总之，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制度层面看，涉及国家层面的治理变革;从政策层面看，需要围绕碳中和设计财税体系、投融资体系等;从技术层面看，对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等技术创新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从产业层面看，碳中和会带来企业商业理念的变化，重新塑造企业治理、战略、投资决策、内部管理、工艺流程等内容。这一系列变革，为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